由“gene”到“meme”
懶惰人哪，你去察看螞蟻的動作，就可以得智慧。
螞蟻沒有元帥，沒有官長，沒有君王，
尚且在夏天預備食物，在收割時聚斂糧食。（箴六：6-8）
一隻細小螞蟻的腦子共有一百萬個神經細胞，雖然遠遠比不上人腦內的千億個腦細胞，它們卻不需要任何君王或總統去帶領這一群數以百萬計的蟻民。它們沒有發出最高指示的總政府，也毋須電臺廣播使整個社會知道有什麼大事發生，似乎，每一個蟻民的職責在出生時早已註定了，如果這蟻貴為蟻后，則一生在王宮內產卵；若生而為雄蟻，則前途坎坷，十分短命。若生為工蟻，則一生必須任勞任怨，安分守己，不要奢望會晉身另一個階級。蟻巢的所有活動可以看作所有蟻民活動的一個綜括。無論它們出外覓食，在巢內照顧幼蟲，或伺候蟻后，都是那麼和諧的。科學家的一個解釋是它們同有一個胃囊，每只蟻都吃得足夠，因此不必為吃而操心，它們有完善的貯蓄計畫，不愁旱災或饑荒來臨，所以它們能安心地各盡其職，各安其分，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可是，這理論卻不能解釋它們怎樣知道自己的工作和職務；為什麼它們一出生便曉得築蟻巢，餵養幼兒；不必學習便知道以蟻酸防衛洞穴，和貯藏糧食，還有，若遇上什麼災難，它們為什麼會互助，團結，抵禦外敵呢？
1975年Edward O. Wilson的著作Sociobiology:The New Synthesis（《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的出版，標誌著社會生物學的真正開始。
按照Wilson在"Introduction: What is Sociobiology?"中的說明，“社會生物學”這個詞語，是由John P. Scott1946年及 Charles F. Hockett在1948年獨立使用。
Edward O. Wilson1971年出版了《昆蟲社會》（The Insect Societies）(1971)，該書的最後一章以"The Prospect for a Unified Sociobiology"為題。進而，1975年的著作直接以〈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為題。遠在Wilson之前，關於昆蟲的社會性生存方式及組織形式演化考察，主要源於英國，其中著者為George C.Williams及William D. Hamiton。
Williams是現任紐約州立大學石溪（Stony Brook）分校的生物學教授。當時的Williams在英國讀書 ，達爾文的著作為經典教材，但對於演化思想的應用，其中尚有許多待澄清之處。按照Williams的自述，他一開始感興趣的問題是衰老與死亡問題。這是因其反對他的老師Alfred Emerson所認為的“死亡在演化中扮演的角色：是為了留下空間給下一代生存的機會”的觀點而起。對這個問題的考察，使他關注複製過程中，複製的價值和存活率問題，並由此開始研究“在整個進化過程的基本單位，是群體選擇還是個體選擇？”的問題。這引發了Williams最重要的著作《適應與天擇：評當今演化思潮》（Adaptation and Natural Selection: A Critique of Some Current Evolutionary Thought, 1966），這本著作，正如古爾德所評論的：“他的書主要在批判當時盛行的種種群體選擇理論錯誤的邏輯；同時也在保衛頗為強硬、嚴格的達爾文主義觀點。後者植基於個體選擇上。那是一場方法論的論辯；威廉士並沒有說群體選擇原則上不可行，他只說在此之前所導出的論點是謬誤的，那樣的情況下，我們該從最簡約的，或說最低的層次開始——換句話說，進行達爾文式的競爭的是生物個體。他不認為天擇該在任何更高的實體上進行，不論群體或物種，除非已經沒有別的辦法了。要是一切都可以用個體解釋，就用個體。”
物種是整體選擇，還是個體選擇的問題，最典型的的表現便是與種族優劣有關的爭辯甚至由此引發的種族滅絕行為。Williams的理論滲透著其極其強烈的終極價值判斷。而在能用個體概念解釋下，便應該儘量用個體概念而不用整體概念，則深得“若無必要，勿立實體”的奧卡拇剃刀精神，同時也顯示了一種典型的還原論分析方法。這一點與後現代主義對宏大敘事的反對，可謂異曲同工。
儘管Williams的考察，實際上很接近於社會生物學，但與wilson認為基因和文化之間相互聯繫，甚至基因可能決定文化的看法不同。Williams強調：“演化生物學者並不明白自己研究的東西橫跨了兩個不怎麼相當的範疇：一個是訊息範疇，另一個是物質範疇。這就是一九九二年《天擇：範疇、層次及挑戰》所指出的問題。”他說道：“就一般「化約論」的意義而言，怎麼也不能把這兩個範疇化約到一起。星雲和塵埃顆粒可以相提並論；它們都有品質、電荷、長寬可以測量。訊息沒有品質、電荷，或是多少公釐可言；同樣地，物質也沒有位可言。不能拿位來計算黃金；黃金沒有冗餘（redundancy）、傳真度（fidelity），或是任何用來記述訊息的描述符（descriptor）。訊息和物質乃是完全分離的經驗範疇，各有各的術語，必須分開討論。基因是訊息的包裹，不是實體。DNA分子是一對對堿基所構成的式樣，指定了所代表的基因。但是DNA分子只是媒介，不是資訊。要保持演化理論思路的清晰，萬萬不可不弄清楚媒介和資訊的區別。電腦經常從一個物理媒介傳遞訊息到另一個媒介，然後還能從原始的媒介重新讀取同樣的訊息，這個過程充分展現了訊息和媒介的兩分性。生物學上，如果你討論基因、基因型（genotype）和基因庫（gene pool）那一類的東西，你討論的是訊息，不是物理性客觀的實體。訊息只是式樣（pattern）。”George C.Williams對於式樣（pattern）的評論極其重要。他對資訊和實體的區分，接近於電腦中軟體和硬體的區分，也指向“歷史哲學”之中，關於實體和對實體的理解的區分。而正是在這一點上，演化思想與思想史上的哲學思想淵源獲得聯繫。
按照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在《十九世紀的思想運動》第八章《演化成為一個一般觀念》中的看法，在康得哲學中，“形式”作為康得先驗哲學的基礎的靜態概念，是預先給定的。“形式”源自亞里斯多德，作為本來存在的屬性而存在，並且因為形式在邏輯上先於物件，不能按照過程來表達，因此落在演化概念之外。但從康得到浪漫主義觀念論者之後，形式變成一個演化過程。黑格爾的哲學，顯示出一種“演化的哲學”，思辨在此的形式，表現為考察事物形式產生的形式。米德指出：“達爾文著作的標題《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物種species正好是拉丁文中的“形式”。也即是說，所謂物種的起源，即是形式的起源。”也即是說，在這種演化觀點下，形式並不是先驗被給定，而是被產生的。而達爾文的觀點，最重要的是便是指出了形式依賴於內在的產生過程以及生命過程的條件。演化論學說意味著形式的可變化性，即是形式將由過程的條件決定。而社會生物學的主要衝動便來源於試圖強調生命過程本身而非強調過程的條件。
Williams關於種群問題的考察，由William D.（(Bill) Hamiton（1936-2000）進一步發揮。下面連接是Hamiton的紀念網頁Richard Dawkins將其稱為
（http://www.unifr.ch/biol/ecology/hamilton/hamilton.html）“the greatest Darwinian since Darwin”（達爾文以來最偉大的達爾文主義者）。著作收錄於
（http://www.inamori-f.or.jp/KyotoPrizes/contents_e/laureates/profile/co_09infwilliam.html）《The collected papers of W D Hamilton》。在Hamiton的著作中，最重要的是成為社會生物學的奠基之作的論文《社會行為的演化理論》（Hamilton, W.H.,"The Genetical Evolution of SocialBehaviour",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Vol.7(1964),No.1,pp.1-52.）在其中，Hamiton使用了以下詞語："inclusive fitness," 或者說“kin selection”（親緣選擇作用）並指出，如果把天擇的層次從個體層次降低到基因等級，由於個體和親人間有部分相同的基因，因此犧牲自己成全親族，仍然可以有助於基因的傳遞。
社會生物學是進化理論發展的第三里程碑。達爾文創立進化論的時候，較多地注意到生物物種之間，生物個體之間的激烈的生存競爭，而對生物之間的合作行為和利他行為缺乏深入研究。儘管克魯泡特金認為：“互助”是生物的本能，是一切生物（包括人類在內）進化的真正原因，但終因他陷入了政治的糾葛而未能得到學術界的承認。60年代，漢密爾頓開始注意達爾文理論的這個缺陷，於1964年提出，利他行為有利於傳播個體的基因，因而這種行為的主體被選擇下來了。利他行為雖不利於個體的生存和繁殖，但對群體的生存和繁殖是有益的。他認為自然選擇的單位不是個體或物種，而是群體。70年代，特裏弗斯、威爾遜綜合了動物行為學、遺傳學、分子生物學等學科的成就，進一步發展了漢密爾頓的學說。他們認為自然選擇主要發生在最低的水準上。因此選擇的基本單位既不是物種，也不是群體，嚴格說來甚至也不是個體而是基因。“有機體只是DNA製造更多DNA的工具。”基因既是遺傳的基本單位，也是自然選擇的基本單位。
威爾遜對於來自宗教方面的武斷批評給予了嚴厲的回答。他認為當今世界上唯一最危險的力量就是獨斷的宗教，他在《論人類的本性》一書中，用社會生物學的觀點解釋了獨斷的宗教的無所不在並且經常是危險的力量。他試圖使社會生物學成為給神學的許多傳統假想致命一擊的炮彈。他寫道：宗教教義“對於採取交流儀式——婚姻、死亡等等的人來說，不僅僅是一種令人愉快的丸藥。它的危險在於太容易陷入民族主義和瘋子的想入非非的圈套。當代穆斯林極端主義就是一個很好的範例。（傑佛瑞•薩沃爾：新學科之父：愛德華•奧•威爾遜，《科學與哲學》，第5期，1983。第 183頁）
英國社會生物學家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一書為論戰的天平在傾向威爾遜一邊增添了砝碼。他對基因的特性進行了反復、詳盡的論證和描繪，最後得出結論：無情的自私性是基因的突出特性，進而推得任何被稱得上自然選擇單位的實體，無論是基因、個體、群體、物種，都可以發現這種自私性。這樣他把利他主義行為也歸結是自私行為的一種表現，顯然這與某些批評者所理解的自私完全不同。
道金斯在解釋文化現象與基因的關係時說：基因只是起到類比的作用，僅此而已。生物進化的單位或複製的單位用基因（gene）來表示，道金斯給文化傳播單位或模仿單位引入了一個新的概念：“meme”（譯作覓母）——
——覓母 （“meme”）可以看作是在模仿的過程從一個腦子轉到另一個腦子的文化概念，從而從覓母庫中進行繁殖。
正如基因通過精子（或卵子）從一個個體轉到另一個個體，從而在基因庫中進行繁殖一樣，蘇格拉底的覓母複合體在今天仍盛行於世，曆久而彌堅。總之這種作為文化複製基因的覓母概念的提出是相當精彩的。
1978 年，威爾遜發表了後來因此而獲普裏策獎的《論人類的本性》一書，提出：“大腦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增進了指導它自身合成的那些基因的生存與繁殖。人類精神是生存和生殖的設施，思考正是它的各種技巧中的一種。”
1981年，威爾遜與生物學家拉姆斯登合著了《基因•精神與文化》一書，他們提出遺傳與文化變化之間存在着協同關係，人類的遺傳進化應是迅速的。其原因是，文化的傳播使我們生活的環境發生了相當迅速的變化，而環境的變化又產生了新的選擇壓力，因而促進了遺傳的進化。這協同進化理論也許在不遠的將來用於精確地預測人類歷史未來的進化軌道。
1983年，威爾遜與一位年輕的理論物理學家C•J•魯姆斯丹合著的《普羅米修士之火——對人類精神起源的沉思》進一步提出了“基因-文化協同進化”這一概念。他說道：“我們相信，精神突然出現的秘密，有賴於一種機制的作用。這種機制既遵從物理規律，又是獨屬於人類物種的。猶如進化中的人類物種點燃了普羅米修士之火，這是一種使人類超越先前的生物學限制的自立反應。這個基本上還不知曉的進化過程，我們稱之為基因-文化協同進化。這是一種錯綜複雜而又引人入勝的相互作用過程。其中，文化是由生物學上的需要產生和形成的；同時，生物學特徵又因對文化發明作出反應的遺傳進化而改變。”（張博樹：人類社會生物學管窺，《哲學動態》，第1期，1987，第30-3頁）
社會生物學
人類的誕生不是上帝幾句話創造的奇跡，而是漫長的自然演化的結果。早在二千多年前莊子與亞里斯多德就有天才式的簡約陳述，至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出版後，自然進化更是婦孺皆知，伴隨著分子生物學的發展，這一理論得到更多的實證支援。基因學研究表明，人的基因圖譜與雞有八成相同，與牛則有九成相同，而 2002年1月4 日美國《科學》發表成果說，人與黑猩猩的基因圖譜在堿基對排列上98.77%完全相同，差異只占1.23%。這使我們研究道德現象的視野不再局限於人類社會本身，通過對生物種群內部利他性行為（altruism）的觀察，即可獲得對人類道德行為的本源性認識，避免許多無謂的紛爭和虛妄的假設。
社會生物學家一般把生物的利他性行為分為三種：“親緣利他”(kin selection)、“互惠利他”(reciprocal selection) 、“群體利他” (group selection)。
“親緣利他”，即有血緣關係的生物個體為自己的親屬提供幫助或作出犧牲，例如父母與子女、兄弟與姐妹之間的相互幫助。這一理論由W. D.Hamilton首先提出,認為生物的進化取決於基因遺傳頻率的最大化，“親緣利他”是一種內在的適應性(inclusive fitness),雖然這一行為表面上使自己的遺傳性狀的延續受到損害，但因親屬基因間的相似性，實質上卻使自我的基因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因而凡是能夠提供“親緣利他”的物種在生存競爭中具有明顯的進化優勢。因此，“親緣利他”在整個生物世界都是一種非常穩定、非常普遍的行為模式。例如，當幼鳥遭受攻擊時，許多鳥類父母都會挺身而出，用偽裝受傷的方法把猛禽引向自己，使子女得以逃脫。在這一行為過程中，父親或母親雖然可能因此喪生，但由於父母與子女之間有1/2的基因完全相同，從“基因遺傳頻率最大化”的角度看,原則上只要能使2只以上的幼雛得以逃生，父親或母親作出的犧牲就是值得的。如果考慮到年幼子女喪生的幾率遠遠超過經驗豐富的父母，這類行為對生物繁衍所具有的功效就更一目了然。 在動物中，為了其他個體的生殖而減少自己生殖的現象廣泛存在，社會性昆蟲在這方面是最為鮮明的例證。在白蟻、螞蟻、蜜蜂、黃蜂之中，存在着一個為數眾多的不育階層，它們的基本功能是增加王后（一般是它們的母親）的產卵，並撫養王后的子女（通常是它們的兄弟或姐妹）。而隨著親緣關係的疏遠，“親緣利他”的強度也會逐步衰減。所以，無論在人類社會或生物世界，“親緣利他”在父母與子女關係上表現得尤為普遍明顯。生物學家甚至設計出所謂的“親緣指數”，並根據它來計算“親緣利他”行為的得失和強弱（Hamilton，1964）。“親緣利他”用來解釋人類政治和經濟活動中的裙帶關係(nepotism)尤為有效
“互惠利他”，即沒有血緣關係的生物個體為了以後得到回報而相互提供幫助。生物個體之所以不惜降低自己的生存競爭力幫助另一個與已毫無血緣關係的個體，因為它們期待日後得到回報，以獲取更大的收益。例如，一種生活在哥斯大黎加的蝙蝠（vampire bats），以吸食其他動物的血液為生，如果連續兩晝夜吃不到血就會餓死；一隻剛剛飽餐一頓的蝙蝠往往會把自己吸食的血液吐出一些來反哺那些頻臨死亡的同伴，儘管它們之間沒有任何親屬關係。生物學家發現，蝙蝠們會優先回報那些曾經向它饋贈過血液的個體。顯然，這是一種非常典型的“互惠利他”。派克（Packer）給出了非洲橄欖狒狒(olive baboons)的例證，此處不詳述。“互惠利他”在自然進化中只有以下情況是穩定和可取的：1）資源豐富與匱乏的非同步性；2）對每個個體來說收益超過成本；3）這種交互作用會高頻率發生；4）可識別欺騙行為並給以懲罰。（Robert Trivers 1970）即它是一種進化穩定策略（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ESS)），如果整個群體接受了某一策略，則自然選擇裏沒有一種新的策略可以改變它，因為這種新的策略不會取得種族繁殖的成功。人類的理性保證了這些附加條件的充分滿足，這可以說明為什麼“互惠利他”在人類行為中普遍存在而在生物世界中相當罕見。精密的“互惠利他”模型由博弈論專家阿克塞羅德論述，即“一報還一報”(tit for tat)策略。
前面的理論立足於個體選擇（Individual Selection）的遺傳學，它可以完美的解釋“親緣利他”、 “互惠利他” ，但對“純粹利他”——即利他行為者不追求任何針對其個體的客觀回報——的解釋缺乏足夠的力度。例如，湯姆遜瞪羚（Thomson’s gazelles）的利他主義行為：當獅子或獵豹接近時，往往會有一隻瞪羚在原地不停地跳躍向同伴們發出警告。按照一般的行為原則，最早發現危險應該最早逃跑才是最佳生存策略。但湯姆遜瞪羚的卻放棄了第一時間逃生的機會，並以此代價向同伴報警，使自己暴露在捕食者面前。這一行為看上去頗似我們前面提到的母鳥保護幼鳥的行為，但它們的內涵卻有明顯的差別。因為湯姆遜瞪羚所保護的並非是它的子女或親屬，對個體來說這是一項沒有任何收益的投資。這一行為與吸血蝙蝠的“互惠利他”有着更明顯的區別，對個體來說這一行為的風險與預期回報存在着極大的不相稱，而且也不可能通過識別機制來剔除那些具有機會主義傾向的欺騙者。這裏就需要另一種利他主義闡釋模式，即“群體選擇”（group selection）.
“群體選擇”理論認為自然選擇的基本單位是群體、種族，而不是生物個體。為了整個物種的更大利益，個體就就有可能成為犧牲品。一個群體，如果它的個體成員為了本群體的利益準備犧牲自己，要比與之競爭的另一個群體——它的個體成員把自己的自私利益放在首位——有更大的生存適應性。遺傳進化是在生物種群層次上實現的，當生物個體的利他行為有利於種群利益時，這種行為特徵就可能隨種群利益的最大化而得以保存和進化。（Wynne Edwards 1962）例如葡萄牙水母往往組成一大群相互高度配合行動的整體，選擇單位則是自己所屬的群落，擠塞在膠狀的一團裏的單個成員幾乎無足輕重，有的成員缺胃，有的缺少神經系統，多數從不繁殖，而幾乎所有成員都可以通過分裂生殖。但是這一理論有相當大的破綻：1）它不是一個穩定進化策略（ESS），會被採取欺騙策略的自利者入侵；2）實驗證明它需要更為苛刻的條件。當然，許多生物學家並不排除“群體選擇”發生的可能性，但主流正統的生物學家堅持“個體選擇”理論。
“個體選擇”還是“群體選擇”是個爭執不休的問題，當前尚無定論。理查·道金斯(R.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裏則提出另一種觀點，認為“選擇的基本單位，因此也是自我利益的基本單位，既不是物種，也不是群體，嚴格說來，甚至也不是個體，而是遺傳單位基因。”個體、群體、種族不過是基因的運載工具——基因機器，生物的行為，不管是自私的或利他的，都在基因控制之下，都是為了最大限度地保證基因存活可能性所採用的策略。利他性行為歸根到底只是促進基因生存的迂回隱蔽方式。
自然世界裏，每一種生物都有高速率繁衍後代的傾向，其速度是按照幾何比例增加的，同時，由於可能生存區域的有限，食物、資源的匱乏，必然引起生物同種個體之間，或和異種的個體，或和自然的生活環境鬥爭。因同屬的物種個體通常在習性、體質、構造及生存環境方面，有極大的相似性，所以它們之間的鬥爭，一般要比異屬的物種之間的鬥爭更為劇烈。生物個體各自極力擴張增加，相互之間又通過複雜的機理彼此制約抗衡，最終形成一種動態的平衡，既有竟爭，又有表面上顯現出來的合作、和諧共處，這也必然在同種屬間表現得更充分清楚。從生物本身來說，竟爭與合作只是為最大限度地繁衍後代所採取的不同策略，不存在道德問題，但從人類的視角出發，它們卻分別有自利性行為與他利性行為的道德意味。
自然進化的過程，一直存在着竟爭與合作兩種基本趨向，竟爭是生物個體無限制擴張的力量，而合作則是生物個體互相制約以求更好發展的力量，竟爭是目的，合作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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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華 威爾遜是世界著名生態學家,螞蟻行為研究專家,1956年以來一直在哈佛大學工作.20世紀50年代後期,威爾遜發現了螞蟻是通過資訊素進行交流的,他十分精通陸地生物地理學理論(Continental Biogeography Theory),1967年同美國另一位偉大的生態學家Kobert H. MacArthur(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天才生物數學家和生態學家,生於 1930年,1969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1972年去世)共同提出了島嶼生物地理學理論(Theory of Island Biogeography),闡萬方資料明瞭島嶼距離與面積大小如何調節種群的遷移和滅絕之間的平衡,該理論被稱作種群生態學和保護生物學的第一原則.80年代,同其他學者一起共同提出了"biodiversit廣這一術語,威爾遜一生中最偉大的貢獻是通過研究螞蟻行為成為生物社會學的一位主要創始人,使生物社會學成為當代生物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威爾遜一生中取得了無與倫比的成就,共出版了30多部書,獲得60多個世界著名獎(勵)和 24個名譽博士學位,是美國歷史蔔唯一一位獲得美國最高科學獎(國家科學勳章)和最高文學獎(普利策文學獎)的科學家,並且兩度獲得普利策文學獎:1978年和1991年《人性)(On Human Nature)和(螞蟻》(The Ants)兩部著作獲普利策文學獎;1995年《時代週刊》將他評為美國25位最有影響力人物之一;1996年世界範圍的一項民意調查,將愛德華威爾遜評為人類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100名科學家之列;2002年,(時代週刊)將唯一的"終身成就獎"授予了他.愛德華 威爾遜於1969年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
Harvard Biologist Edward O. Wilson Defends the Environment
By Rob Sivak
Washington, D.C.
Edward Osborne Wilson developed an early fascination with the natural world. Born in 1929, and raised in rural Alabama in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 Wilson’s favorite pastime as a nine-year-old was studying the insects teeming in the nearby woods. "I like to say of my life that most kids have a ‘bug period’ — and I never grew out of mine," he notes.
In Edward Wilson’s case, there was no need to grow out of it. As a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and later at Harvard University, he learned that the study of bugs, as well as plants and other living organisms, could be both fun and the focus of a scientific career. After doctoral research on his favorite insect species — ants — he joined the Harvard faculty as a zoology professor in 1956. He never left.
Professor Wilson’s abiding passion has always been the study of biodiversity, the totality of life on earth. It’s a vast field, encompassing all the world’s ecosystems, all the plant and animal species that populate those ecosystems, and all the genes that make up the hereditary material of each living species.
"When analyzed at those three levels," he says, "biodiversity quickly reveals its great richness and importance as a scientific subject. And of course," he adds, "it’s obviously the life support system for the human species, so its practical importance doesn’t need a great deal of further justification."
Sociobiology by Edward O. Wilson
Professor Wilson first drew wide attention – and controversy – in 1975, with his book Sociobiology. In it, he argued that much like insect colonies, human societies, too, are strongly influenced by genetics, evolution and other biological factors. Undaunted by critics who claimed he was denying human free will, Wilson went on to explore the biological basis of love and war in his book On Human Nature, which won the Pulitzer Prize for general non-fiction in 1979. He picked up his second Pulitzer in that category in 1990, as co-author of The Ants, a monumental and startling look at life inside an insect colony.
Edward O. Wilson studies ants in the field
Hailed as "the new Darwin" by writer Thomas Wolfe, and by Time magazine as one of "America’s 25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Edward Wilson is a favorite on the lecture circuit. The tall, lanky, soft-spoken professor enlivens his talks with trademark dry humor and a breathtaking knowledge of the natural world. But a Wilson lecture rarely ends without this dire warning: Expanding human settlement, industrial farming and pollution are rapidly destroying the world’s biodiversity and pushing more and more plants and animals into extinction.
"We are destroying something that is very substantial," he says. "Each one of these species is exquisitely adapted to its environment. It has its own unique array of genes, and 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and ways it interacts with other species. We are losing a great deal of future scientific knowledge, we are losing a great deal of the stability of the environment, and we are losing a great deal of the world’s heritage."
The American scientist believes there is still much work to be done to educate people about the serious and growing threats to the world’s biodiversity. Professor Wilson says it’s especially important that those threats be understood by peopl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The developing world has most of the people; it has most of the species of plants and animals, by a wide margin; and it’s where most of the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is taking place and will take place in the 21st century," he says. "Those changes are linked vitally to the economic and even the political futures of these countries. So it’s in the interes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 think, to get the environment into the pictur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to aid education in environmental issues throughout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Wilson remains hopeful that a new synthesis of biological science, ethics, and economic policies will enable humanity to craft a future free of poverty and hunger, while also protecting the earth’s living environment.
"The decades ahead are the ones in which we will settle ourselves down, I think, before we wreck the planet," he says. "That is the great task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also hopefully we will carry through this bottleneck of overpopulation and increasing consumption that we have entered, carry through with us as much of the rest of life as possible, and benefit future generations to come."
Now 77, Edward O. Wilson continues to teach, study, and write in defense of the world’s natural environment. In his lectures, he likes to quote the late environmentalist John Sawhill. A society is defined, Professor Wilson reminds us, not only by what it creates, but by what it refuses to destroy.
愛德華.威爾遜是世界一流的自然環境專家，兩次榮獲普利策獎。他1929年出生，在美國南方阿拉巴馬州鄉下長大，從小就對自然界著迷。9歲時最喜歡的娛樂活動就是研究聚集在附近樹林裏的昆蟲。
威爾遜：“我想說，大多數的孩子都和我一樣經歷過‘蟲子時期’，可是我從來也沒有脫離過這一時期。”對於威爾遜來說，他也不需要脫離。他在阿拉巴馬大學及哈佛大學讀書期間，瞭解到研究昆蟲、植物和其他生物不僅有趣而且可能會成為科學生涯的焦點。他在完成了有關螞蟻的博士論文之後，1956年成為哈佛大學的動物學教授，此後一直在哈佛任教。
*熱衷於研究地球生物多樣性*
威爾遜熱衷於研究生物的多樣性，也就是地球上生命的全部。這是一個廣泛的領域，包含了世界上所有的生態系統和存在於那些生態系統中的所有動植物物種以及組成每一種有生命物種的遺傳物質的所有基因。威爾遜說：“當在這三個層面進行分析時，生物多樣性很快顯露出它作為一門科學學科的豐富性和重要性。當然，它顯然是人類的生命維持系統，所以說它的現實重要性並不需要大量的深入證明。”
1975年，威爾遜教授的著作《生物社會學》首次引起廣泛關注，同時也引發了爭論。他在這本書中說，人類社會很類似於昆蟲群體，也受遺傳、進化和其他生物因素的強烈影響。威爾遜沒有被那些批評他否認人類自由意志的人士嚇倒，在《關於人性》一書中繼續探討愛和戰爭的生物學基礎。1979年，他的這本書獲得了普利策非小說類獎項。他作為《螞蟻》一書的作者之一，1990年再次獲得普利策獎的同類獎項。《螞蟻》是對昆蟲群體內部生活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令人驚異的探視。
*沃爾夫稱威爾遜為“新達爾文”*
威爾遜被作家湯瑪斯.沃爾夫尊稱為新達爾文，他還被《時代雜誌》評為美國25位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又高又瘦、講話溫和的威爾遜是巡迴報告團裏最受歡迎的人。他淵博的自然知識和冷幽默都使他的講話非常生動。不過威爾遜的演講幾乎都是以這句可怕的警告作為結束：人類不斷擴展居住地，產業化耕種和污染問題在急速破壞著這個世界的生物多樣化，使越來越多的植物和動物瀕臨絕種。
威爾遜說：“我們正在破壞非常重要的東西。每一個物種都微妙地適應于其生存環境，有各自獨特的基因組合、生理機制和與其他物種相互作用的方式。我們正在喪失大量的未來科學知識，我們正在嚴重喪失環境的穩定性，我們也在喪失大量的世界遺產。”
這位美國科學家認為，現在要做大量的工作教育人們，讓人們認識到世界的生物多樣性正面臨日益嚴重的威脅。威爾遜教授說，尤其重要的是，要讓發展中國家的人們明白那些威脅：“發展中國家擁有大多數的人口和動植物物種，環境惡化也大都發生或將在21世紀發生在這些地方。那些變化和這些國家的經濟甚至是政治前途密切相關。所以說，我認為要把環境問題儘快納入議程，並在所有發展中國家推動環境保護教育。這樣做符合國際社會的利益。”
*21世紀的重大任務*
威爾遜仍滿懷期望地認為，生物科學、道德倫理學和經濟政治學的新結合將能夠使人類創造出一個擺脫貧窮和饑餓的未來，同時還能夠保護地球上的生活環境。他說：“我認為在我們摧毀這個星球之前，在未來的幾十年裏我們要專心致力於保護環境。這是21世紀的重大任務。同時希望我們將突破人口過剩和消耗增加這個瓶頸，盡可能地保護世界上的生物，使得未來的世世代代受益。”
今年77歲高齡的愛德華.威爾遜繼續從事教學，研究並撰寫著作以保護世界自然環境。威爾遜教授提醒我們：
一個社會的性質不僅由它所創造的東西所決定，而且由它拒絕破壞的東西所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