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他相识是人生最光荣的事！
——亨利·米勒（Henry Miller，1891-1980）
他是我所见过的人类中最美的一位。
——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1856-1950）
克里希那穆提评传
克里希那穆提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印度教哲学家、印度精神领袖。他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1895年，克里希那穆提出生于现在印度南部的港口城市马德拉斯附近的一个极端贫穷的婆罗门家庭，是九个孩子中的第八个。
「瑪達那帕利」是位於南印度的一個小城，離「馬德里」約一百五十公里遠。一百多年前，這裡居住著一戶婆羅門家庭，「拿南尼亞」和他的太太「桑吉瓦瑪」。
跟其他傳統的印度家庭一樣，「拿南尼亞」家裏也有間火供房，火供房是個祈禱的房間，進入這房間一定要齋戒沐浴，換上乾淨的衣服。家庭裡若有人出生或死亡，火供就必須禁止。
這天「桑吉瓦瑪」的第八個小孩就要誕生了，奇怪的是「桑吉瓦瑪」竟不畏冒犯著神明，堅持這個小孩必須在火供房裡出生。
一八九五年五月十二日這天午夜過三十分，小孩誕生了，他被取名為「基督˙克里希那穆提」。
隔天，一位當地很有名的命相家預測這孩子將來會是一位舉世聞名的偉大導師。果真如此，這小孩日後真的成為一位世界性的靈性導師。
「克里希那穆提」小時很迷糊，不愛講話，對學校功課沒興趣，但對大自然和機械事物卻非常著迷﹔他可以觀察著螞蟻的活動，一看就是數小時﹔有一次他在他父親出去時，把父親的手錶全拆開來，並且不肯去上學和吃飯，一直到把它拼回原樣為止。
在學校，克里希那穆提經常受罰，老師認定他智能不足，常罰他站，但這似乎一點也沒有影響到他。這個特質一直到他過世，都沒變過。不管是讚美或是批評，在他身上都沒留下任何的記號﹔同樣的，終其一生，沒有任何一個人的思想和觀念曾左右或影響過他。
克里希那穆提有次曾這麼的形容：「就像一個有許多洞的容器，什麼東西進去，什麼東西就出來，沒有任何東西留下。」
童年的克里希那穆提在很多方面，就展現了無私的特質。他常常因為缺了鉛筆或書本而從學校大老遠的走回家，原因是他把自己的鉛筆或書本給了其他貧困的同學。
在早晨時，乞丐們會來到他家。在當地有一個習俗，早晨時需施捨一些未煮過的米，給伸出乞求雙手的貧苦人們。這時克里希那穆提的母親會要「克」出去發送米給乞丐們，然而克里希那穆提總是會再跑回來，跟母親要更多的米。他告訴母親，因為米已經全給了第一個乞丐。
乞丐們知道這戶人家裡，住著非常好心的人，傍晚時會又過來乞討一些食物，這時僕人會試著趕他們走，但克聽到時總是趕緊跑進屋內，拿食物給他們。
在他十岁时，母亲就去世了，不久，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担任税务官员的父亲也被迫退休，他们全家被获准迁居于马德拉斯附近神智学社(Theosophical Society)总部所属的领地内。处于贫穷和苦难中的克里希那穆提是一个害羞和孤僻的孩子，上学对他来说是困难的。但是，他的早慧的精神吸引了当时正担任神智学社国际主席的安妮·贝赞特夫人(Annie Besant 1847—1933)的注意，她认为他在精神上具有伟大的潜力。那年，克里希那穆提是 12岁。一九Ｏ九年，克里希那穆提十四歲，在阿迪亞爾附近海灘遊玩時，被通神學會中一個叫賴德拜特的通靈人，發覺克的靈光色彩極為純淨，完全沒有絲毫的自私色彩，於是在經求克父親的同意下，他和弟弟尼亞被帶到「通神學會」，克被這組織選定為再來的彌勒尊者的第三個容器。」
克被帶到通神學會，他們對這小男孩做了一連串的測試，發覺這小男孩果然有著不凡的能力，他可以讀出未拆封信的內容，也可讀出人們的思想。
神智学，又译为通神学，是一种倾向于神秘主义的宗教哲学，具有悠久历史。虽然神智学各派内容歧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古今神智学家都讲一元论，认为万物同根，皆出于心或灵，认为人的灵魂深处存在一种灵性实在，人可以通过直觉、冥想、聆听启示或进入超乎人的正常知觉状态而与这个实在直接相通，当人把握到这种实在时，人就了解了神的智慧，从而可以洞观到自然和人的内心世界的奥秘。神智学在19、20世纪通过神智学社的努力，对宗教思想的发展有过触发作用。神智学社，又译作通神学会，是1875年由现代神智学家海伦娜·勃拉瓦茨基夫人(Helena P．Blavatsky 1831—1891)和亨利·奥尔科特上校(Colonel Henry S．Olcott 1830—1907)在美国创立。像许多具有神秘色彩的宗教思想都喜欢靠近东方文化一样，1879年他们来到印度，1886年在马德拉斯设立总部，从而与这一历史时期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印度教复兴运动联合在一起。但是，神智学社的努力在印度真正得到成功，应归功于贝赞特夫人。贝赞特夫人是英国社会改革家，曾是杰出的费边社会主义者。1889年改信勃拉瓦茨基夫人的学说，成为神智学家。 1893年在她46岁时定居印度，积极从事教育和慈善事业，并参加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一度在国大党中占重要地位。神智学社虽然在全印度设立了许多分社，成为社会和宗教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由于它认为印度的问题可以由恢复和重新实行古印度的理想和制度来解决，因而被许多人看成具有开倒车的性质，加之它那玄而又玄的神秘主义，使许多原想加入成为信徒的人望而却步。神智学社在印度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多半是由于贝赞特夫人的人格感召。
克里希那穆提在「通神學會」的安排下，過著和以往在印度完全不相同的生活，他被嚴格的保護著，沒有人可以碰觸到他，甚至是他的網球拍都一樣。他有私人教師，穿著上等的衣服，被教導優雅的舉止，學習流利的英文和法文，逐漸的，那多年前的印度傳統小男孩，漸漸的遠離…
然而即使在「通神學會」這樣的環境，克里希那穆提依然失敗於每場的考試，他無法完成在倫敦大學的學業。克在這時期可能是一個不快樂，寂寞的小男孩。他經常被提醒著：他有一個偉大的未來﹔他的責任是重大的﹔他將是未來的世界導師等等壓力….。克里希那穆提于1911年被贝赞特夫人带到英国，在那里他被按照一个世界精神导师的要求而接受私人教育，当然也为以后进入大学作了准备。但是克里希那穆提没能通过牛津大学的入学考试，此后也没有再获得过任何，一所大学的学位，尽管他接受了许多年的私人教育，而且还学了英语、法语和梵文。
世界各地的信眾不斷的捐款寄來，為了他，這位他們相信的未來導師，他們獻出了他們的金錢和生活，他們期盼這天的到來，到時克將出現在他們面前，說出他的教誨。
大约从1920年起，克里希那穆提作为一名公众演说家的杰出天赋，以及他在精神探索方面的独立见解日益显露和成熟。在这期间，他与贝赞特夫人共创了世界明星社(The Order of the Star)，并成为其领袖；他自己在神智学社的聚会上、在欧洲、北美各地举行演讲，在一些公开演讲中，他常以世界导师 (World Teacher)的身份提醒听众，后来更自称是佛陀转世，众生救主。
一九二二年，克里希那穆提二十七歲，從八月十七至二十號，連續三天，克身體上產生極度的劇痛，有時會變的不醒人事，有時哭喊著，而且無法忍受身體上的任何輕微接觸。一股巨大的能量沿著脊柱往頭頂竄升，引起劇烈疼痛，他抱怨頭部和頸部非常的疼痛，痛到甚至昏倒，他不吃任何東西，有時又靜的不出任何聲息。第三天，克走到屋外胡椒樹下靜坐，不久神識即離開肉體，克在這瞬間似乎觸到極樂之境。
沒人知道克這三天發生了什麼事，有一種解釋是彌賽亞在使用克里希那穆提身體這個容器前，需先淨化他的腦部和身體才可使用，另一種說法是克身體亢達里尼的升起，而這個過程在接下來的幾年仍不定時的發生。
一九二五年，克在前往印度的途中，收到弟弟尼亞死訊的電報，克整個心都碎了。夜晚時他嗚咽呼喊著弟弟的名字，清醒時沉默不語。從今後他必須獨自前行——沒有尼亞的日子。
十二天後，當抵達阿迪亞時，克看起來極為安詳，臉上煥發著神采，完全看不出他所曾經歷過的悲痛陰影。之後他寫下這段話：「一股強烈的欲求，希望別人少受點苦，如果他們真的必須承受這些苦，也希望他們能勇敢的承擔，出來後不要留有太多的傷疤。我曾經哭泣過，但我不希望別人也哭泣，如果他們如此，我現在知道那代表著什麼。」長久以來一直在臣服中的蟄伏的智慧，似乎在痛苦的那一剎那覺醒。
随着追随者与名望的增加，克里希那穆提对强加于身上的各种各样的宗教组织的束缚越来越厌恶。在1928年，这种厌恶终使他在思想上发生了一个巨变，他放弃了自封的称号，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第二年他又解散了已拥有5万追随者的世界明星社，并表示不要任何追随者。他强调，真理是一片人迹罕至的土地，一个人不可能通过任何所谓的道路、宗教，教派靠近它。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明星大會上，克在三千多個會員面前，宣佈解散為他而成立的世界明星社，克對著這些堅定的信仰者說道：「我宣稱真理是無路可循的…….因為我是自由的、不被限制的、完整的….我渴望那些試圖要了解我的人也能自由，不是來追隨我，從我身上再去製造一個宗教、教派的籠牢….。你們已經習慣了權威……..你們依賴別人來提昇你們的靈性，依賴別人帶給你快樂，給你開悟……除了你自己本身，沒人可以讓你自由…。」
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克在歐亥渡過八年的時間，期間他嘗試各種傳統修練的實驗，發覺這些修練只不過是枝節的小把戲。而在此時他結識了赫胥黎、卓別林、嘉寶、克里斯多夫依修伍德、赫德….等人。
在这十年中，由于他的独立观点以及他四处演讲的风格，致使他与包括贝赞特夫人在内的神智学社的领导层的关系日益疏远，而1933年贝赞特夫人的逝世则使这种疏远的关系终于断绝，克里希那穆提本人也遭到贝赞特夫人的后继者们的非难。这种关系直到许多年以后才有所改变，当神智学社的领袖们向克里希那穆提表示出真诚的态度以后，克里希那穆提曾访问了神智学社，只不过这已是在他逝世的前一年了。
一九五六年，達賴喇嘛訪問印度，這年達賴二十歲，他也參訪六十一歲的克里希那穆提。兩人一見面很自然的擁抱，達賴問克：「先生，你相信什麼？」克的回答卻是要求和他「探索」、「對談」。事後達賴談到克里希那穆提說：「一個偉大的心靈，一次美好的經驗….這是一位現代龍樹，希望還能見到他。」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克里希那穆提傳」的作者普普˙賈亞卡為了書的結尾，到歐亥的「松屋」見克。問他：「克里希那穆提是誰？他的傳承到底是什麼？」他是不是人類演化中的突變？克突然抓著普普的手說：「保住這份挑戰，把人忘掉」，「你看宗教帶來了什麼後果，總是注意老師而忘掉教誨。人們總是崇拜瓶子，忘了裡面的水。」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七日太平洋標準時間中午十二點十分，克在歐亥的「松屋」去世。他罹患胰臟癌，死前重病五個星期。克曾告訴普普，如果他一停止演講，他的身體就會死亡，這副身體存在只有一個目的：披露教誨。這年克九十歲。
克在去世前說過：「我是一個很簡單的人，這個簡單的人已經抵達旅程的盡頭，他死後不舉行任何的宗教儀式，不禱告，不鋪張，也不出殯，更不要為他的骨灰建立紀念碑。在任何的情況下，都不要把這個老師神格化了。老師不重要，重要的是教誨。教誨必須慎加保護，以免遭到扭曲和傳訛。教誨之中沒有任何階級或權威，它沒有任何的繼承人，無論現在或未來，都不能有人奉我之名傳教。」
从1929年起，克里希那穆提便开始了一个独立思想家的生涯。他的整个工作由互相结合的两部分构成：第一，他在世界各地举行演讲和进行私人对话。在印度，他经常是在马德拉斯、孟买讲，偶尔也在德里和巴纳拉斯讲；在国外，他在瑞士、英国和美国等地讲。他的充满魅力的演讲致力于传授一种不平凡的、超越了人自身的束缚和痛苦的自由的体验。第二，他在美国、加拿大、欧洲和印度办了许多学校，在这些学校里，他教育学生自发地自主地自我约束，减少侵犯行为的发生，以及帮助他们培养对永恒的、犹如广漠平原之无始无终的宇宙的洞察力。从1969年起，克里希那穆提侨居于美国加尼福利亚的奥哈伊（Ojai）并主持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直至 1986年去世。
略知印度史的人都知道，印度宗教自其产生起，其教义与形式就在不断地丰富、充实。婆罗门教最初就是在雅利安人与印度土著民族的文化相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多在7世纪的印度教改革中，又吸收了佛教与耆那教的东西；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以后的新印度教则更是广纳古今东西文化中一切它所需的成分。至于克里希那穆提，他出生于婆罗门家庭，受教育于欧洲，在他的思想中，印度与西方的哲学、心理学的原则和观念被自觉地融合在一起 (事实上，神智学社在印度的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融合东西方文化，虽然这种努力有多大的成功另当别论)，因而更增添了其思想的复杂性。况且，克里希那穆提并不拥有一种有体系的哲学，相反，他的希望在于人们能摆脱各种各样的思想体系和组织化了的宗教的束缚而获得精神的解放。可以说，正是这种希望使得克里希那穆提对人类多少个世纪建立起来的所谓文明给予了强烈而无情的批判，而因为这种批判，克里希那穆提的思想有了一个“反传统主义”的称号。
克里希那穆提强烈地以为，只有通过每个个体内心心灵的变化，社会才会有一个根本的变革，世界才会走向真正的和平；这种心灵的变化并不是一个逐渐的过程，而是于片刻间所发生的觉悟；它的前提乃是智慧的获得；而这种智慧的获得则根本依赖于对自我的怀疑、批判与认识，因为在他看来，“你也许能漫步于整个世界，但最终必须回到你自身。”
Lives in the Shadow With J. Krishnamurti
by Radha S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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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ha Rajagopal Sloss was born in July, 1931 to Rosalind Rajagopal wife of Krishamurti’s secretary and editor – personal manager may be the closest description. She was brought up in Arya Vihara the home of Krishnamurti where her mother was the house-keeper and very close friend of Krishnamurti. No other biographies of Krishnamurti disagree with the importance of Rosalind and Radha Rajagopal in the life of Krishnamurti but only this one is written by an observer who grew up as a pampered "daughter" of Krishnamurti and was privy to famliy secrets.
Both the older Rajagopals and Krishnamurti had grown up in the hot-house atmosphere of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and it’s ideas about the new world messiah that Krishnamurti was to be. Rajagopal himself was a boy protegé of Leadbeater and was the "reincarnation" of St Bernard of Clairveaux, he was a brilliant student and at the insistence of the Theosphical hierarchy took over the role of Krishnamurti’s factotum after Krishnamurti’s younger brother, Nitya, after Nitya’s death in 1925.
The Rajagopal’s sexual relationship ended after the Radha’s birth at his request, the reasons for this are never gone into, understandably enough this is not a topic a child usually wants to investigate. Krishnamurti and Rosalind began a secret, sexual relationship in the spring of 1932 at his instigation and this continued until the 1950’s when it petered out in a welter of long-term recrimination over Rosalind’s suspicions about Krishnamurti’s infatuation for Nandini Mehta and their general growing-apart and aging.
Rosalind Rajagopal was a very warm and compassionate person who’s information and veracity on this subject could not be questioned. She was held in high esteem by most who came in contact with Krishnamurti. She was so liked by the Huxley’s that she was present at the death of Aldous Huxley.
This book reveals the other day-to-day side of Krishnamurti’s life and as such would be enough to highlight the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public portrayal of Krishnamurti as the idealised, enlightened, chaste being and his all too human pettinesses. For most of us in the 1990’s his long term monogamous, sexu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man whom he was acknowledged as closest to, would not be considered particularly negative, indeed many would consider it, at worst, morally neutral. The secrecy of the relationship could even be rationalised as a bow to the conventional societal/sexual hypocrisy of the times – a harmless deception to prevent scandal preventing people appreciating the purity of the teaching.
But not many would be able to accept the three secret, illegal (and therefore dangerous) abortions that Rosalind had of three children of Krishnamurti and the lies, recriminations and emotional trauma that all of the protagonists endured in the 1950’s. It will be extremely difficult for anybody interested in Krishnamurti’s teachings to see them as coming from an authentic source who has transcended any of the worst of the human condition and without the "authentification" of Krishnamurti’s supposed enlightenment and the romantic glamour of his idealised portrayal, they are just another set of utopian concepts. 
Willie Weidemann was the brother-in-law of Rosalind Rajagopal and manager of the farm and orange orchard at which Krishnamurti lived.
"Although he was at the core of all our lives, Willie never had any interest in the philosophical side of life around Krinsh. He helped in all the financial and practical matters, the mailing lists, the books, even sitting behind the table to sell the publications at the talks. He told me once many years later, after he had retired, that the reason he had no interest in what Krinsh had to say was because he had witnessed early on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what Krinsh said and what he did. Willie never commented on this to anyone as he did not consider it his business but quietly made up his mind that he would find his own path, as he always had – and indeed as Krinsh himself publicly recommen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