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中国公民，1965生于湖北。复旦大学法学学士，澳洲新兰威尔士大学硕士，悉尼科技大学博士。目前在广州从事国际贸易与国际问题研究。
杨'恒均：
“说到美国人都在靠借我们的钱生活，车厢里因为老婆婆卖不出六个鹅蛋而弥漫的“经济危机”的阴霾总算是一扫而光了，她们都快活了。谁说不是？想起遥远的靠我们的钱才能维持生活的美国人民，我们谁都没有理由不高兴啊！她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国家。就算卖不出鹅蛋，就算钱包里没有多少钱，但我们有一个值得骄傲的国家。总理说了，要度过经济危机，靠的就是信心！信心从哪里来？今天，我亲眼见证了这种信心的诞生！
这就是我们人民需要的信心，对不对？我们曾经靠这种信心干出了鬼哭狼嚎的壮举——当我们多少年前因为虚报亩产万斤而饿死了几千万人的时候，我们整个“人民”依然是幸福和信心十足的，因为虽然饿死了“少数人”，我们至少解放了，对不对？想一下全世界包括美国，还有多少亿万的人民当时没有被解放？
…….当一个13亿国民的人均GDP排名在一百位的时候，当经济总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我们这些知识份子和精英生活每提高一步，就表明另外至少十个中'国人的收入会减少，这难道不是简单的算术？

卖鹅蛋的婆婆说：美国人都要饭去了

作者：杨'恒均

那天，匆匆浏览了张家界森林公园的金鞭溪，发现离朋友约会还有三个小时，正好，这是我到周围走走的好机会。走了一圈后，决定不坐旅游车，不搭的士，按照我的老习惯，去坐当地人的公交车回城里，这样我就可以和当地居民有一个小时的近距离接触。对了，这是我的秘密，也是我写作的动力和源泉。哪怕是在游玩的时候，也总是找机会接触当地的民众，和他们聊天，交朋友。我发现，从这种聊天交朋友中得到的知识和信息是我这一辈子在任何书本上也学不到的。

当地人看到背一个大相机的我找地方公车，都很好奇，因为这里是有专门旅游巴士和很舒服也不太贵的针对游客的交通车的。但我这个游客却一定要去坐他们的公交车。

我上到一辆已经坐了七八人的公车，车里到处是箩筐，气味中有蔬菜、辣椒的味道，我扫了一眼，全是当地村民，大多是中年和老年妇女。我坐在她们中，很自然就聊开了。由于车一直没有开，我们聊了足足二十多分钟，很快，我已经弄清楚她们都是来旅游区兜售农家品的附近村民。最小的也有三十多岁了，最老的一位大概有七十多岁。

她们都抢着和我聊天，其中一位说，几乎没有游客坐我们这里的公车，另外一位说，你是大城市来的吧，你不一样。不是和我们不一样，是和很多游客不一样。

我当然知道我不一样，这种车，即便有游客来坐，也是年轻的游客们，我这种年纪的游客如果还有钱旅游的话，是决不会有人愿意爬进这种脏、乱、差的山区公车里，和一群与我的生活没有任何交叉的山区村民坐在一起。

我很开心有机会和她们聊天，让我感觉到一上午的游玩得到了补偿，总算没有浪费时间。我们聊了很多，等到车坐满时，我已经知道她们今天各卖了多少蔬菜和苹果、鸡蛋和粽子，她们几乎都告诉我她们今天的收入，有两位还告诉我她们家靠卖水果和蔬菜一个月能够收入多少。她们都很坦诚地向我讲。和她们在一起，我很自在。

但我注意到，只有那个最老的婆婆没有说话，却一直看着我。我问她，你的东西卖完没有？她摇摇头，我看到她的提篮里有一些蔬菜和一个塑料袋，问她，那是什么？

婆婆颤巍巍地提起袋子，打开来给我看，我看到一些很大的鸭蛋。她说，今天的六个鹅蛋一个也没有卖掉。我这才知道那是鹅蛋，很大、很大的鹅蛋，白白的。

婆婆说，自家腌的咸鹅蛋，本来卖给这里的小摊贩的，可是人家不要。她叹了口气说，这是最好的鹅蛋，今年还准备好这几只鹅能赚点小钱的，没有想到……

我这才知道那婆婆刚才为什么不高兴了，敢情是鹅蛋没有卖出去。看着我一直盯着她袋子里的鹅蛋，婆婆突然有些兴奋地问，你要不要买？

我一时没有回过神，我还真很少看到这么大的鹅蛋，可是我买这些鹅蛋干啥？我说，我不买，我没有办法带。

大家先是附和老婆婆要我把鹅蛋买下来，见我不买，就去笑老婆婆说，你看人家怎么会买你的鹅蛋呢？你以为是宝贝啊。

她们笑得我有些不好意思了。我问，婆婆，你的鹅蛋是生的还是熟的？我想，如果是熟的，也许可以买下来，一会让朋友们每人吃一个。婆婆说，生的，本来卖两块钱一个，看你和我们坐一起，一定是好人，你要是买，我给你一块五一个。

大家又笑起来，我也笑了。她的逻辑有些让我吃惊，和她们坐一起，就是好人了。不过，我还是不能买，生的，我根本无法带下山呀。可是看那老婆婆的样子，实在有些不忍，更何况，她袋子里总共只有六个鹅蛋，也就是九块钱。我刚刚在山上一口气吃了三十块钱的冰淇淋。可是，如果我买下，我得偷偷丢掉，那是浪费，如果不买而给钱老婆婆，她一定不会接受，而且会受到周围她的老乡们的哄笑。我正在犹豫时，听到他们的对话——

你今天怎么没有卖掉呢？你不是说你家的鹅蛋比张家界的山还要吸引人？一个妇女用近似我家乡的张家界口音调侃老婆婆。另外一个说，是啊，你家的鹅蛋不是固定卖给XX摊子的吗？人家不要了？

老婆婆又叹了一口气，说，他们都不收我的鹅蛋了，他们说游客少了，经济危机来了，茶叶蛋都卖不出去，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把鹅杀掉，也不行，但如果卖不出去，还要养那鹅干嘛……

大家又七嘴八舌的说起经济不景气，各自的收入都大大减少了，我就很吃惊，那老婆婆也有七十多岁了，虽说是引用，咋就顺口说出了“经济危机”？我说（我一说话，大家就停下来），婆婆啊，你也知道经济危机？

那老婆婆看着我说，咋不知道，你城市人更知道吧，美国人都要饭去了……

老婆婆这句话说得清清楚楚，我更是吃惊不小，我怀疑我身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让老人家联想到美国，低头检查了一遍，发现什么也没有。我抬起头说，啊，婆婆，你从哪里知道美国人都要饭去了？那么严重的经济危机啊，我第一次听说……

我原本想用这话引申出一番解释后者说教，可看到婆婆有些迷茫地看着我，就一下子愣住了。周围的几位妇女又哄笑起来。一位比较年轻的妇女说，她（婆婆）听电视上说的，她就记住了，常常说，我就没有看到电视上那样说过，我到看到报纸上说，美国人是在靠借我们的钱生活，要不是我们的钱，他们早垮了，也够苦的……

各位，我又被大大的雷到了，我想说点什么，反驳一下，解释一下，但当看到她们都真正开心地笑闹着，我张开的嘴巴僵住了。我能够说什么？

有人说我写了几篇博文就是启蒙了，其实我最警惕这个说法，我只是把我知道的一些东西记录下来，和那些不知道的朋友交流。我认为这种交流看法和思想是越交换越多，对各方都有好处。但看到眼前的情景，我忍不住犹豫起来，告诉他们真相难道真对她们有好处吗？

说到美国人都在靠借我们的钱生活，车厢里因为老婆婆卖不出六个鹅蛋而弥漫的“经济危机”的阴霾总算是一扫而光了，她们都快活了。谁说不是？想起遥远的靠我们的钱才能维持生活的美国人民，我们谁都没有理由不高兴啊！她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国家。就算卖不出鹅蛋，就算钱包里没有多少钱，但我们有一个值得骄傲的国家。总理说了，要度过经济危机，靠的就是信心！信心从哪里来？今天，我亲眼见证了这种信心的诞生！

这就是我们人民需要的信心，对不对？我们曾经靠这种信心干出了鬼哭狼嚎的壮举——当我们多少年前因为虚报亩产万斤而饿死了几千万人的时候，我们整个“人民”依然是幸福和信心十足的，因为虽然饿死了“少数人”，我们至少解放了，对不对？想一下全世界包括美国，还有多少亿万的人民当时没有被解放？

这次到湘西和湖北也是想看一下老百姓到底生活得怎么样。据说，我们富裕了，很强大了，财大气粗了，连我都被忽悠住了、迷茫了，可是，我虽然不喜欢数学，但小学的算术我还是会的。当一个13亿国民的人均GDP排名在一百位的时候，当经济总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我们这些知识份子和精英生活每提高一步，就表明另外至少十个中'国人的收入会减少，这难道不是简单的算术？

当国家财大气粗的时候，拿出真金白银的时候，就表明平均摊到13亿民众特别是弱势民众身上的钱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这难道不是简单的算术？

正是抱着这个简单的算式，我走了一些地方，接触了当地那么多人，他们的生活真的还很贫困，而这些还是相对比较富裕的地区。如果让我把他们和澳洲、美国的贫困地区相比，我要告诉你，相差不是十年、二十年，而至少是三、四十年以上。这是我凭良心而说出的直觉。我知道数字和事实被一些人垄断了，但我的直觉还没有背叛我。

也许国家大了，人口多了，确实没有什么办法，那么既然没有什么办法，要你启蒙干什么？好在那个地区的电视和新闻都非常主流，几乎是24小时的光明和幸福的主旋律，当然只有在提到美国和台湾的时候，才会愁云惨雾，但那种愁云惨雾，只会让你更加高兴和快乐，因为你没有不幸地生活在那些国家和地区……所以，一个七十岁的老婆婆用一句简单的话——“美国人都要饭了”增强了自己的信心，从而一扫卖不出六个鹅蛋的经济危机的阴霾。信心啊，那不正是我们“国家”需要用来对付经济危机与不和谐因素的有力武器？

车厢里那种充满信心的气氛让我陷入了沉思，自然没有了心情聊天。这时，两个女警察来到车门口，其中一位喊道，你们下去，换另一班车，这车要下班的职工先走。话音刚落，那些和我同车等了近半个小时的村妇们就一下子站起来，提着箩筐包袱自觉地下车了。我最后一个下车，经过警察时问，为什么要换车？警察看到我这身打扮有些差异，是的，这种车里不会有我这种打扮的人。吃惊的警察大概摸不准，打量了我一会才说，你们坐下班车。我继续问，为什么？

刚才和我聊天的一位村妇说，他们下班了，就要我们下来，他们要先走，是这里的干部和职工。平时都是这样，他们不知道有游客（指我），要是游客多了，他们就不敢这样了。

我有些不解，就问，我们坐这长途公车的票价都一样吗？她们说，是的啊。我问，那为什么对待你们就不一样？那几位妇女都很迷惑的看着我，好像我问了一个天方夜谭似的问题，她们认为自己被赶下车是天经地义的，她们只是对我被赶下车有些抱歉。

我有些生气，转身对警察说，我需要解释，为什么要我们下来，你们先走。她们显然没有意识到我这位游客如此较真，说不出话，于是我就冲她们拍照。这时，调度过来解释说，不好意思，本来应该有车来，这样就可以一起走，但还有一部车在路上堵住了，你们等下一班，很快的。

我说，人数一样多，票价一样，我们先来的，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为什么要我们下车，为什么他们不能等？

我很生气地说，但我并不是因为他们赶我下来而生气。我根本不会计较这些，何况，人家有权利这样调度，而且看到我生气，那个调度员加紧调车。那部公共汽车在他们这些工作人员上去后，就被司机换上了职工专车的牌子。不过，他们那部车开走后不到十分钟，一部专门调派的公车就冲进了停车场。

当地村民都让我先上，说是因为我这车才来这么快，我不肯上，让她们先上，最后我才上，可当我最后上去后，才发现，她们把最好的位置留给了我（上车后前边第一个单人座位）。

车开了，我还有些不开心，不怎么说话，她们竟然开始安慰我，说，因为就是你一个游客，他们没有注意到才会这样，他们下班了，要回去，你就别生气。不过谢谢你，今天要不是你啊，还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调车过来，职工下班很多人。总是这样，今天幸亏有你，他们有点怕，你还照相……你别生气了……

我心里更难过了，天啊，我哪里是因为他们赶我下来而生气？我本来就不属于这里，我坐这种车只是体验生活而已，今天过后，我可能永远不到这里来了。

我当时生气不是为我自己，是为那位没有卖出鹅蛋的老婆婆，那位被他们忽悠到认为美国人已经开始要饭而感到有信心度过经济危机的老婆婆，还有这一车听到警察一句话就立即提着大篮子小篮子下车，空出一部公车让给公仆们的村民。她们每天这样出卖自己的劳动和农产品其实比谁都辛苦，但她们都纯朴的认为自己是这个国家最不重要的人……

车开出后，我一个人郁闷，失去了和她们说话的兴趣。车在蜿蜒的山道行走，我的思绪却比山道更加崎岖。当车子开离旅游区来到山区后，经常有当地村民上落，不一会，车上几乎挤满当地的村民了，我却更加显得孤独。这孤独让我第一次觉得，也许我不应该走进他们中，也许他们确实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也许最以为了解他们的我其实最不了解他们。他们不需要启蒙，他们幸福，他们有信心，不高兴的是我们，没有信心的是我们，对他们启蒙只能把不高兴和缺乏信心感染给他们……

走了半个小时，学校放学了，从山间的小路涌出一群群学童，他们在路上奔跑、拦车，车停了，孩子们想上去却挤不进，不一会车厢里就像罐头沙丁鱼了。我看到两个几岁的小孩子站在我旁边，本能地让位置给她们，可是，有两位妇女却立即制止了，而且，那孩子一看大人的脸色，根本不敢坐我的位置，我听那妇女对孩子叽里呱啦地说，你们坐什么，人家是客人，是一个好客人……

车继续走，我身边的孩子们挤得水泄不通，我却坐在那里，像一个城市来的精英，精英啊！我不想说美国和澳洲了，在那里，孩子们有自己的舒适的校车接送……

那天，我和朋友聊天都没有了心情，想写点什么，却什么也没有写出来。直到今天，回到家乡随州后我才能一口气写出来，写出来后，我都不愿再看一遍，因为这毕竟是一件很小、很小的小事，根本就不值得花时间写的小事，对不对？写出后给一位网友看，她立即说，你怎么写这种鸡毛蒜皮的事？你越来越像一个老婆婆了，你应该写一写宏大的主题啊，你写的这些事在中'国几乎不算什么事了，我都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帮你纠正文章里的错别字了……

是啊，这算什么事呢？不修改拉倒，我自己修改，因为我总觉得还是应该写，应该放进博客里。这几天，我老是想车上的老婆婆会怎么处理她那六个卖不出去的鹅蛋……我又设想，如果她知道我经常来往美国，会不会要我把鹅蛋买下来带给靠借中'国的钱生活的美国人民？我又会想，如果她明天还卖不掉那几个鹅蛋的话，她还要坐那趟公车？如果她再被赶下来，有没有像我这样的和她们不一样的人帮她们吼两声……

可我几乎是生平第一次相信，我的吼声，不但不能为老婆婆壮胆，很可能会让她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而感到失望；而只有电视和报纸上的主旋律，那及时报导的美国经济危机笼罩下的惨况，才会让因为卖不出六个鹅蛋而陷入愁云惨雾的老婆婆充满信心——那信心，不正是我们国家繁荣富强、我们精英和先富起来的人能够继续过和谐日子的必要保障吗？

《卖鹅蛋的婆婆说，美国人都要饭去了……》在博客帖出后，吸引了那么多读者，除了上千的留言外，我还收到了三百多封信。在这些信件中，有相当大一部份读者表示，看到善良的老人那么愚昧，他们被深深刺痛了，感到无限的忧伤和失望。

一位湖南的乡村女教师在信中写道：杨老师，你写的那位卖鹅蛋的老婆婆实在太普遍了，普遍得无处不在，普遍得让我们可以忽视她们的存在，普遍得让我们忘记了其实我们自己就是她们中的一员，普遍得已不再吸引精英和知识份子们去关心、去记录、去思考……而当我听你娓娓道来的时候，我是如此的震惊，我想哭，我感到绝望，看不到希望……

还有一位读者在读书会留言：以前读杨老师的文章，更多的是温暖和希望，可看这篇，却很郁闷、憋屈……，另外一位读者对我说：老杨，我不知道你看到多少这种愚昧，你是不是绝望了？面对数量如此巨大的愚民，你还有信心吗？你还能够保持乐观吗？我不想你放弃，可我找不到合适的话语鼓励你，因为面对这样无奈的愚昧，我自己也需要鼓励，我也快无法保持乐观了……

好了，还有很多，一篇让人感动、让很多人想流泪的文章却给人带来悲观和失望，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大概是我的文章没有写清楚，也许我想留给我的读者自己判断，其实，我想告诉你，那位愚昧的婆婆不但没有让我失去信心，我反而从她的善良、可怜和愚昧上，看到了希望！

很多人说，我们的文化有问题，我们永远不能够走出怪圈，也有人说，我们的人民太愚昧，不适应一切被人类共同创造的普适价值……可我却要告诉你，我恰恰从卖鹅蛋的婆婆身上看到了希望。

如果我碰上的不是老婆婆，而是一位知书达礼的知识份子，一位看过外面世界，对各种资讯充分掌握的人依然那么愚昧，那么，我可以说，我的心都冷了，我会感到绝望的。因为在同样信息公开，在公正公平的制度下，我们的人民依然愚昧，那你告诉我，我们的民族还有什么希望？

可现在并不是这种情况。可怜而善良的阿婆并不是天生的“愚昧”，她也不是自甘堕落，而是长期以来，她能够看到和听到的东西被控制住，她被洗脑，被灌输愚昧，被塑造成这种样子。

我们的民族本质上和世界其他民族（比我们先进比我们落后的）没有什么不同，世界上的文化也基本上是相通的，这是我走遍了世界各地得出的最大结论。我甚至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本质上知书达理，善良勤劳，忍辱负重，大局为重，这些都是其他民族所欠缺的。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是有些黑心的人，如果不是利益集团，如果不是根深蒂固的制度一直以来愚弄大众，如果资讯发达，信息公开，那位卖鹅蛋的老人会如此“愚昧”吗？你能够说那位卖鹅蛋的老婆婆愚蠢吗？她不善良吗？如果全中'国人民都不被愚弄的情况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选择？——这，就是希望。

其实就在那一天坐在车里，我们还聊到了另外一个话题，本来想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引用的。当时我因为刚刚从韶山离开，就问她们如何评价毛泽东。交谈中，她们都表达了现在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很高兴，但那位卖鹅蛋的婆婆却坚持说毛泽东时代也好。我问她那么穷，也好？为什么好呢？她先是说，没有小偷。我立即想到她被偷过，就问她是不是被偷过，她说没有啊。我就继续问她为什么说毛泽东时代也好，她犹豫了一下，说了一句让我至今想起来还难过的话：那时没有那么多坏人。

那位老婆婆说这句话的时候眼中也是透出迷茫的，由于车上的人渐多，我无法继续追问她哪些人是坏人。但我至少知道了，在这位善良而愚昧的婆婆心中，现在是有那么多坏人的。可卖鹅蛋的婆婆心目中的坏人是谁呢？包括那些把她赶下车的人民公仆吗？如果她知道一直有人在愚弄她，如果能够给婆婆获得真相和信息的自由，她一定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就是我们民族的希望所在。

这种人为造成的“愚昧”让我们心痛，可同时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既然是人为造成的，那么也就可以“人为 ”地去消灭它！那种愚昧并不是我们民族无法摆脱的厄运，只是被遮羞布覆盖着，一旦掀开遮羞布，愚昧会很快消除的。而当多数人走出愚昧的时候，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所以我说，善良而愚昧的卖鹅蛋的婆婆虽然带给我的是心疼、自责和失望，但也让我看到了希望！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愚昧”都能够给我们带来希望的，有一些愚昧让我们愤怒和绝望！

刚刚见识了北京大学一位叫孙东东教授的愚昧和无耻，他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还记得同样是这位孙大教授，在那么多孩子被毒害得哭断了肠之后也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目前我们国家市场销售的绝大多数保险的，这次事件应该是意外事件，偶发的，不属于群发事件，所以我想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但是有时候媒体、网友关注的偏，偏也走得极端，上来先想怎么索赔。我觉得首先应该先找原因。另外一个没有必要去给有关部门找麻烦，你现在麻烦找得越多，越去质疑什么的，可能越不利于事情的解决。”……

这也是一种愚昧，一种让你怒发冲冠，让你失望以致绝望的愚昧！这种愚昧正好和那位阿婆的愚昧有天壤之别。这位孙东东可是中'国最著名的学府北京大学的教授，是集多种头衔于一身的，他不但资讯充足，知识丰富，而且他就是以传播资讯和知识为己任的教授学者，身居中'国最高学府，引领全国学术和知识潮流。更让人惊诧的是，孙东东这种愚昧之极的人竟然成为各大媒体的座上宾，成为引导全国舆论主旋律的精英！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正是有了孙东东这种无耻的愚昧，才造就了卖鹅蛋那种让人心痛的愚昧？

在一个缺失了核心价值观，存在制度缺陷的社会，不公正的事件层出不穷，而由于无能为力，我们很多时候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久而久之也就麻木了。对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不公正，我们视而不见，对发生在自己和亲人身上的，由于别人也视而不见，于是，势单力薄的我们，也只能放弃，忍气吞声。

这种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几千年过去了，不公正的事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花样翻新，迅速蔓延，渗透到我们的骨髓里。

而正是那些和我们这些麻木不仁的“正常人”稍有不同的人士却在各个领域坚持自己的信念和追求。他们中的一些受到不公伤害的人则会因为一些“小事”而不停地上访，他们的性格里也许有固执和坚强的成分，他们的血液里比我们有了更多的热情和激情，这都有可能，于是他们一次一次地上访，追寻真相，要求一个说法。可是在我们的大教授孙东东眼里，这些人不但成了99%的精神病，而且应该被强制收容！

孙东东如果多读点书的话，就知道，人类社会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一些“固执”得近似偏执的人，藉助一些大事或者小事，锲而不舍地推动的。

还记得美国一位不识时务的黑人妇女有一天突然不顾种族隔离而公然坐到白人车厢，这个女人就是美国民权运动的标志人物，也是孙东东教授口里典型的偏执狂患者——但她的偏执和固执，让美国以致人类社会大大的前进了一步。没有这位当时那么多黑人中只出了一位的“ 偏执狂”，就没有今天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其实，回顾美国历史，制度完善和法律的健全几乎相当程度上是靠一些小人物固执地打官司（一层一层把一个小官司打到华盛顿最高法官那里）而取得的。我不知道孙东东教授是如何获得北京大学教授职位的，但他需要的是一些中学生的普及知识。

在中'国虽然没有美国那么明显，但我们国家很多法治上的进步也是靠一些不同于常人的“固执的”人以一些案子和事例为由推动的，大家还记得孙志刚案，如果不是几位法学家的呼吁，如果不是那些固执的网民一次一次跟贴，留言，顶贴，也许还会有更多的流动民工死在收容所里。我们不禁要问，孙志刚不是第一个死在收容所里的人，如果以前有一位固执得近似偏执的家属能够不停地上访，对这个收容制度提出一次又一次的质疑，是不是孙志刚就可以活下来？

还有最近发生的云南躲猫猫事件，按照孙东东的话，这显然是“意外事件，偶发的，不属于群发事件，”，而死人后，看守所马上就解决问题了，所以，按照孙东东的话，也就不能一次一次上访了，于是，这问题就“解决了”——无耻啊，我们的北大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教授？就拿躲猫猫事件来说，如果没有死者家属的固执，如果没有网民的执著，还会有更多更多的人在和谐的躲猫猫事件中失去自己宝贵的生命。

中'国是一个痼疾深重的国家，法制不健全，核心价值观缺失，但绝大多数人毕竟为了生存无法整天奔波折腾，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反而是那些固执的人，他们不会因为事情小就放弃追求真相，他们会不停地去讨个说法。上访的人如此，我们这些写作的人何尝不是这样？在揭露黑暗，伸张正义，展示良心上，我就是要固执，如果遇到阻力，我还会固执得近似偏执。我想，如果孙东东这种人掌握了大权，他会立即宣布我们这种写作者也应该被收容进精神病院……

也许要被收进精神病院的还有更多人，甚至连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属于固执得近似偏执的人，小平同志相比较绝大多数上访的人，显得更加顽固和偏执，他是被打倒过四次的人，可因为他坚信自己是对的，每一次被打倒，他并没有放弃，最后他还是站了起来，带领整个国家走进了相对的富裕之中。但，如果用大学者孙东东的标准，我左看右看，这小平同志早就应该被强制收容，投入精神病院了。

谢天谢地，幸亏我们中'国人并不都是孙东东判定的“正常人”，否则，我们整个民族和国家都会得精神病的，我们会永远在黑暗的中世纪和秦始皇时代徘徊。

孙东东身处堂堂的北京大学，对中'国和世界都有一定的了解（否则，如何评选为教授？），可是竟然说出如此下作无耻的话，让我们无法不这样思考：如果他不是患了精神病，那么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愚昧了。他的这种愚昧，近似于精神病，无药可救，但看到这种愚昧的人竟然在北京大学，在电视和电台上抛头露面，引导主旋律的媒体，我们真是不疯掉也很困难的。

当然，即便是孙东东事件，也并不都是失望，也有意想不到的希望。希望就是北京大学毕竟只有一个孙东东，甚至全中'国也不多，不信，大家到网络上去看一下，孙东东发出高论后，有几个人站在这位愚昧的教授一边？——幸亏中'国还有那么多——啊，几乎是99%的孙东东口中的“关注得偏”和“走得极端”的网民，他们已经可以辨明是非……这，就是希望！

面对孙东东这样愚昧的人，我们倍感悲哀，我们倍感失望，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恨不得伸出拳头，痛揍他一顿……

可当我们碰上卖鹅蛋的阿婆那样愚昧的同胞，我们也心痛我们也忧伤，却不会失去希望，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干什么——我们伸出拳头，去对付那些愚弄她们的人……

而当我们面对善良和愚昧的阿婆，我们则应该伸出我们的手，扶住她们，和她们一起风雨同舟……这，就是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