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環保運動嚆矢：鹿港反“杜邦”
這一標誌性環保事件與其他民間抗爭運動共同推動臺灣向民主社會疾行
蔣經國已經老了。1979年3月10日，他拒絕為自己辦壽筵，乘船到馬祖與駐軍一起度過他的70歲生日。國民黨政府的日子並不好過，美國已在這一年的元旦與臺灣正式“斷交”，黨外勢力的抗爭越來越公開化，而黨內分裂也達到來台後的頂點。12月10日上午，在國民黨十一屆四中全會上，蔣經國以党主席的身份稱1979年是本黨歷史上最艱險的一年。話音剛落，又發生了“美麗島事件”。
上世紀80年代的臺灣，就是在這樣一種緊張的氛圍中拉開了帷幕。如何處置“美麗島事件”中的反對派領袖，頗令臺灣當局頭痛。接下來軍事法庭的公開審判，使被告批評國民黨的辯護詞傳遍了整個臺灣。軍法大審之後，國民黨的形象受到進一步的損害，而蔣經國繼續主導著臺灣威權政體的轉型，在1980年底，因美台“斷交”而中止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得以恢復。
上世紀80年代被譽為臺灣社運的“黃金十年”，在這一輪社運風潮中，環保抗爭是起步最早、持續時間最長、社會影響最廣泛的運動之一。起始于1986年的鹿港“反杜邦”個案是一個里程碑事件。“反杜邦”運動持續了一年多，它標誌著環保運動開始從“事後救濟”轉向“事前預防”，也使地方環保抗爭首次成為全臺灣的話題。在“反杜邦”運動取得決定性勝利不到半年，“臺灣行政院衛生署”下的“環保局”即升格為“環保署”，而實行了近40年的“戒嚴令”也被解除。
古鎮來了“最大外資”
假如你先生來自鹿港小鎮/請問你是否見到我的爹娘/我家就住在馬祖廟的後面/賣著香火的那家小雜貨店
——羅大佑(臺灣音樂人)
1980年，還在臺灣中國醫藥學院讀書的羅大佑創作了《鹿港小鎮》。這首傳唱一時的歌曲，是作者對社會轉型期間變化不適應的一種產物。他事後回憶說，當時十大建設已經完成，臺北的農村景觀迅速地消失，有一種失去純樸生活的感覺。他想透過一種呐喊的方式來表達對時光流逝、社會變遷的傷感：“臺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繁榮的都市，過渡的小鎮/徘徊在文明裏的人們……”
羅大佑不是鹿港人，但他清楚，在與現代化的臺北做對比時，傳統的鹿港能提供最強烈的反差。鹿港是臺灣的歷史重鎮，隸屬於彰化縣。這個近40平方公里的小鎮古風濃厚，有全臺灣第一個“古跡保護區”，彎曲的街巷中散佈的廟宇就有120餘座。當地人士在上世紀70年代就組織了“文物維護及地方發展促進委員會”，並舉行每年一度的“全國民俗才藝競賽”，一種世代相傳的文化保守主義氣質，使他們對工商文明的負面效應格外敏感。
在羅大佑創作《鹿港小鎮》幾年之後，一場曠日持久的保衛家園運動開始在鹿港點燃。1985年底，《聯合報》一篇簡短的報導讓這個古樸的小鎮變得騷動起來。這篇報導稱，美國杜邦公司擬在臺灣彰濱工業區設立二氧化鈦廠，“經濟部”已經批准。彰濱工業區位於彰化縣境內，占地3820餘公頃，其中約1/3面積在鹿港鎮內。被批准的二氧化鈦廠就設在鹿港，總投資額為64億新臺幣。
彰濱工業區的開發始於1979年，在貸款投資30多億台幣之後，開發工作陷入停頓。爛尾的工業區已經成了地方的垃圾場。鹿港的漁民和海洋養殖業者，最先感受到日益增多的工業污染的影響，他們害怕二氧化鈦廠的廢水處理會導致海水污染加劇，進一步影響他們的捕撈和養殖。宗教和文化人士也擔心，新的工廠會對當地的文物保護和傳統習俗不利。這時，有一個試圖進入當地政界的人物，敏銳地把握住了民眾的心理，適時發起了“反杜邦”的運動。這個人叫李棟樑。
敢出頭的人
鹿港是一個非常保守、沒什麼人敢出頭的地方，但是竟然可以做到這樣，那是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非常地愛鹿港，鹿港人由老到小，每一個人都知道杜邦不好。鹿港人善良到你不能想像的地步，可是你看看去遊行抗議的這些阿公，他們之所以會出來，是因為他們相信我。
——李棟樑(原臺灣彰化縣“議員”)
李棟樑身材高大，四方臉，講一口閩南話。他是一個生意人，他正在競選臺灣彰化縣“議員”。
李棟樑沒有多少文化，他初中還未讀完就輟學了。他的初中同學粘錫麟當時在鹿港小學任教師，被他拉來助選。粘錫麟說：“反對杜邦設廠最初是李棟樑選舉的一個花招。他諮詢了臺灣大學化學系的一些老師，然後才決定是支持還是反對。”他為此召開了一個記者發佈會，並表示將和反對設廠的居民前往“總統府”長跪抗議。
1986年1月底，李棟樑高票當選彰化縣“議員”。粘錫麟說：“他當選後，我到競選服務處，發現他正在找各村的村幹事，挨家挨戶勸說簽名連署。”李棟樑這時正缺人幫忙，粘錫麟於是再度加入進來，成為反杜邦運動中的一員幹將。
在那之後，幾乎每半個月，李棟樑和粘錫麟就會策劃一次宣傳活動。粘錫麟說，“我們當時宣稱，美帝國主義要把污染外銷到臺灣，‘臺灣經濟部’是帝國主義的買辦。”他們發放傳單，還以台中三晃農藥廠與日本水俁的公害為例，到各村舉辦“幻燈片秀”。
三晃農藥廠停業遷廠的故事，提供了一個反污染運動勝利的典範。位於台中縣大裏鄉仁化村的三晃農藥廠並不重視環保，污染事件時有發生，導致附近村民呼吸器官疾病頻發、農作物受損。仁化村村民一直要求遷廠，他們為此兩百余次向主管機關上書陳情。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1985年，眾多村民沖進三晃農藥廠，搗毀了部分辦公設備。在李棟樑等人為鹿港人放幻燈片時，三晃農藥廠已經向憤怒的仁化村村民保證，將在1986年7月31日前停業遷廠。
上世紀80年代的臺灣環保抗爭，有兩種不同的路徑。一種是依靠公權力在法律的限度內尋求解決辦法，臺灣第一起集體反污染訴訟案件即屬此類：1981年7月，彰化縣花壇鄉農民因8家磚瓦廠排放毒煙造成水稻歉收，而向法院提起集體訴訟，他們為此獲得了148萬元新臺幣的賠款。而像仁化村這樣有暴力色彩的違法維權行為，在臺灣被稱為“自力救濟”，它們構成了環保運動的主流。
面對一個還未設立的可能的污染源，李棟樑和鹿港村民最初還是選擇了上書陳情的方式。1986年2月底，李棟樑發起的萬人簽名運動進入了高潮，他表示簽名活動結束後將帶領1500人前往臺北陳情。3月，李棟樑與鹿港鎮幾位村民代表來到臺北，將上萬人簽名的反對杜邦設廠的陳情書送達“總統府”、“監察院”、“行政院”、“立法院”、“經濟部”以及“環保局”等處。
反對，因為失去信心
我們認為，杜邦在彰濱工業區設廠的問題，不應作“我愛鹿港”與“我要杜邦”之間的選擇，也不應作為了愛鹿港便無條件排斥杜邦，或為了爭取杜邦投資而忽視鹿港民眾意願與利益的兩分法處理。這問題合理的解決應是：在一定的條件下允許杜邦設廠。
——臺灣《聯合報》1986年6月26日社論
鹿港萬人陳情事件，引起了臺灣媒體的廣泛關注，並由此導致社會上的一場大辯論。
接到陳情書後，臺灣“監察委員”林亮雲表示，將提案調查“行政院”有關部會處理彰濱工業區的問題。而“環保局局長”莊進源則保證“站在民眾這一邊”，確實做好“環境看守者”的角色。
分歧的焦點在“零污染”是否可能上。李棟樑等人說，只有在二氧化鈦廠“零污染”的前提下，鹿港人才同意設廠。但官方的意見是，“零污染”根本不存在，按照這個標準，臺灣不可能發展任何工業。
臺灣的環評工作才剛剛展開，在“經濟部”批准杜邦設廠之後，1985年10月17日，“行政院”核定通過了《加強推動環境影響評估方案》，要求興建可能污染環境的重大工程時，應事先做好環評工作，再報請核准辦理。“環保局局長”莊進源據此表示，雖然杜邦設廠已獲“經濟部”核准，但他在要求杜邦公司切實做好環評的同時，也會與“經濟部工業局”交涉，要求必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的審查才准其設廠。
停建二氧化鈦廠的要求遭到了拒絕，雖然理由足夠充分，但政府為此遭受的批評排山倒海。郭林勇等“立委”則向“行政院”提出書面質詢，促請尊重民意，在鹿港停建二氧化鈦廠。媒體的報導也多倒向民眾一邊。很多環保學者也參與進來，揭發臺灣多年來一貫注重經濟發展，而無視環保的劣跡。一名鹿港居民以臺灣一家大企業——台塑做類比：政府連台塑的污染都管制不了，如何能規範比台塑大數倍的杜邦？
“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為此撰文稱，“污染”只是反對設廠的表面理由，深層次的理由是，人民對有關機構失去信心，因此靠“反對”來間接發洩其不滿。
杜邦的努力
八十年代更可說是過去一百年來臺灣所目睹的第二波民間社會力的浮躍時代，其中導源於各角落地方社會和不同階級因受環境污染之害而產生的集體化“受害者意識”，更是促使了草根化地方環保抗爭運動成為八十年代動員社會力的一股莫大的社會心理基礎。
——(台)蕭新煌《臺灣的地方環保抗爭運動：1980至1996》
鹿港設廠引發的爭議，讓杜邦公司頗為頭痛。杜邦臺灣公司總經理柯思祿說，除非環評通不過，他們不會宣佈放棄在鹿港設立二氧化鈦廠。他們對通過環評充滿信心。
杜邦公司多次與媒體、鹿港的民意代表進行溝通，但效果並不理想。到了1986年6月5日，杜邦公司組織了一個二十餘人的考察團，赴美考察杜邦公司在美國的污染防治措施。杜邦在環保方面的良好表現，讓考察團中唯一的學者——東海大學教授饒連財，改變了激烈的反對立場，只對廢物處理存有意見。彰化縣“議會”派出的“議員代表”，態度也日趨緩和，彰化縣“議會”為此決議該“議員”不具有代表性。
赴美考察團的報告，對杜邦公司的環保努力給予很高評價。這使李棟樑等人的態度更趨激化。6月24日，鹿港的民俗彩繪活動在文武廟前展開，華視記者打算前來採訪。李棟樑組織人力提前一夜印了350件T恤，上面印著“我愛鹿港，不要杜邦”八個大字。24日一早，這些身穿T恤的反對人士從四面八方聚到文武廟前，高舉抗議板和寫著標語的布條，開始遊行。這是臺灣環保史上第一次示威遊行。
當時臺灣尚屬戒嚴時期，任何未經許可的十人以上聚會都是違法的。但這次數百人的遊行，並沒有給李棟樑帶來麻煩。臺灣威權政體已經進入了鬆動期。
李棟樑的膽子越來越大。7月17日，他們決定來一次名為“反公害之旅”的進香郊遊活動。粘錫麟說，他們乘坐10輛遊覽車剛到高速路口，就被員警攔住，他們於是放棄了遊覽車，衝開員警的防線，步行開始“反公害之旅”。此時他們身上T恤的標語已從“我愛鹿港，不要杜邦”改為“我愛臺灣，不要杜邦”，三百餘人放棄赴臺北進香，直奔桃園縣觀音鄉大潭村參觀受鎘污染的農地。
杜邦公司繼續展開一系列的公關活動，他們在媒體上投放大幅宣傳廣告，連續舉辦研討會、說明會，但杜邦公司發現他們已經完全無法和鹿港民眾交流，在一次溝通會上，他們的講話總被氣勢洶洶的鎮民代表打斷，座談會不歡而散。杜邦公司人員尚未離開，門外打著標語的示威就開始了。鹿港人的反對，已經不需要任何法律上的理由。臺灣“行政院院長”俞國華為此做了明確指示，除非鹿港民眾能夠接受，否則杜邦設廠案絕不執行。
染上更多政治色彩
在臺灣的環境保護運動的實際案例中，我們卻可以觀察到環境保護運動與政治反對勢力兩種力量相互支援、彼此激勵成長的現象。
——(台)余世章《環境保護運動對政治變遷的影響》
1986年7月初，鹿港鎮連續幾個晚上舉行反杜邦集會演講，有4000餘人參加。臺灣《聯合報》記者發現，在四個小時的演講過程中，演講者並未具體說明為何杜邦不能在彰濱工業區設廠，但是只要臺上有人嘶吼“反對杜邦設廠”、“要鹿港就不要杜邦”，台下揮扇拭汗的民眾就回報熱烈的掌聲。《聯合報》隨後的報導認為，“反杜邦”運動已經發生了質變，具有了更多政治運動色彩。
在這個月，臺灣大學新聞社學生組成杜邦調查團，他們將調查結果寫成《綜合報告書》，在著名作家陳映真等人的資助下出版發行，釀成“台大新聞社事件”。
這一年的9月，民進黨已經正式宣佈成立，但國民黨當局並未動用暴力抓人。1986年12月臺灣將舉行“國會”改選，臺灣當局越來越認為，有人借“反杜邦”運動行使政治訴求。他們指責有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士在其中搗亂，並試圖把“反杜邦”運動凍結到選舉結束後再予解決。
他們未能如願，“反杜邦”運動愈演愈烈。1986年底，“反杜邦”運動進入最高潮，李棟樑帶領數百人手持“怨”字，在“總統府”門前示威。1987年3月8日，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又在鹿港鎮舉行了有300餘人參加的“反杜邦”說明會，李棟樑隨後帶領群眾高呼“我愛鹿港，不要杜邦”的口號，開始遊行，在街頭與鎮暴員警對峙了30分鐘之後，遊行宣告結束。
1987年3月12日，杜邦臺灣公司正式宣佈取消鹿港設廠計畫。粘錫麟說，他們提前兩天即從彰化縣政府得知此事。兩年後，杜邦二氧化鈦廠在北部的桃園縣觀音鄉設廠。
蔣經國在1988年1月13日離開了人世。在去世之前，他親眼看見臺灣在自己的主導下進入了“政治自由化社會”。這之後，民眾環保抗爭仍然持續不斷。但人們日漸發現，大企業主更容易和決策者形成合謀，不論他們是民進黨還是國民黨。在促進地方富裕的動員下，缺少政治代表的環保人士越來越難影響政策。
□本報記者 韓福東
(感謝北京安替和臺灣粘錫麟提供幫助)
臺灣重返奧運
1976年第21屆蒙特利爾奧運會，加拿大政府拒發入境證給臺北代表團，後要求臺北代表團以“臺灣”名義參加，遭到國民黨政府的拒絕，臺北宣佈退出國際奧會。1981年3月23日，國際奧會在瑞士洛桑召開會議討論臺灣的名稱，定下了日後兩岸共同參加奧運會的方式。1984年第23屆奧運會，蘇聯及東歐報復美國抵制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的做法，亦不參加。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派出陣容龐大的代表團，取得驕人成績。臺灣以“中國臺北”的名稱與會，按洛桑協議使用會旗、會歌。
“大家樂”私彩盛行
1950年臺灣當局稅收拮据，委託臺灣銀行發行“愛國獎券”。1980年後銷售量逐年成長，1985年達最高峰。不久，有獎券行發行獨立于“愛國獎券”的私營彩券，由顧客自選號碼，利用“愛國獎券”的公信力，以其開出的第八獎號碼為兌獎依據。由於彩金比率高達90%，俗稱“大家樂”。“大家樂”很快風行全省。“大家樂”盛行不但造成臺灣人的價值觀和道德觀的墮落，而且助長求神拜佛之風。1988年1月當局為遏止賭風，停售“愛國獎券”，企圖斷絕大家樂的公信來源。然而，業者另尋公信來源，改以香港六合彩券的開獎號為依據。
解除“戒嚴”
國民黨當局1949年到臺灣，宣佈在臺灣地區實施“戒嚴”，使那裏一直處於軍事管制之中。人民無結社、集會、請願、遊行的自由，不得組織新黨、創辦新報紙。1987年7月14日，蔣經國發佈命令，宣告臺灣自7月15日零時起解除“戒嚴”。軍事管制範圍縮減，行政、司法機關職權普遍擴張，平民不再受軍法審判，出入境及出版物的管理也移交員警機關及“新聞局”負責。人民權利大幅增加，人民將可依法組党結社、集會遊行及從事政治活動。“戒嚴”解除後報紙雜誌迅速發展。
開放大陸探親
上世紀70年代末期，兩岸離散家庭，透過他國(地)聯絡的機會增加，這種情形刺激了長期未有機會與親人相見的來自大陸的老兵，他們要求返鄉探親。為了順應此一變局，在蔣經國主導下，國民黨開始擬議開放臺灣民眾赴大陸探親之原則，並於1987年10月14日通過此政策。同年11月2日開始受理登記。兩岸的交流進入新的階段。
股市跌宕起伏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臺灣股市並不看好，指數只有900多點，股市裏活躍的是所謂莊家，他們財力雄厚，看好哪只股票，就將它炒上去。散戶都是被“坑殺”的對象，很少能從中獲利。1986年以後股市飆起來了，與房市“雙波齊動”，共同繁榮。人們在股市裏賺到錢後投入股市，或者投入房地產。繁榮使人們暫時忘卻了風險，整個市場變得很投機。因此，當1990年臺灣股市崩盤，從12000多點直落到2000多點時，數以萬計的人被套。
這一時期臺灣最重要的變化是戒嚴時期的結束。蔣經國的逝世標誌著蔣氏“政權”的淡出。這時的臺灣，已初步顯現出後工業社會的種種新型問題：杜邦事件掀起的環保運動熱，令全民瘋狂的“大家樂”博彩，大起大落的股市投機。而1987年臺灣開放赴大陸探親，則使得兩岸交流與聯繫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鹿港反杜邦運動
- 前言1976年我國經濟度過第一個能源危機後，經濟好轉。經濟部鑑於經濟發展過度集中於南北，同時為配合各公營事業長期發展建廠需要，經多次勘察，選定彰化縣沿海埔地為中部重化工業長期發展基地，此即彰濱工業區」。但由於此一計畫未受公營事業單位支持等等原因，延宕多年，所開發的五百多頃海埔新生地無人管理淪落荒蕪。經建會在1985年宣佈停止開發，經濟部為挽回「彰濱工業區」之厄運，恰逢美國杜邦公司提出「二氧化鈦」投資申請案，經濟部甚表歡迎，雙方一拍即合，杜邦全面開始選定廠地，各項計畫開始運作。
- 杜邦「二氧化鈦」投資案杜邦是全世界最大的化工公司，年營業額在美國製造業中排名第七位。在此投資案中，資金共64億新台幣，成為當時四十年來台灣最大的投資案。杜邦認為台灣政治穩定、經濟成長快速、人才、技術均高，東南亞市場更有30萬噸的需求，若能掌握台灣設廠，又能就近供應東南亞，設廠於台灣，自是合理生意。經濟部則認為「杜邦投資案」，將有四點經營效益：1.鼓舞經濟發展，提升國內化工技術與污染控制水準。2.解決國內大部仰賴進口的二氧化鈦來源，至少節省每年約6千萬美元的支出，又能藉外銷賺取每年約3600萬的外匯收入。3.解決荒蕪多年的「彰濱工業區」。4.增加鹿港地區的繁榮與就業機會。
- 什麼是「二氧化鈦」？「二氧化鈦」是一種白色顏料，俗稱「鈦白粉」。日常生活隨處可見於油漆、紙、塑膠、化妝品、紙尿布中，它可全面取代以往的鉛白，成為顏料之王：他的特性是遮蓋率大(油漆漆上後較不透明)、無毒、粒子細小均勻、抗酸、高電阻等。杜邦所採取的製造過程稱為「氯化法」，原料主要來自海灘沙，海灘沙的含鈦量愈高、顏色便愈黑，而經提煉後的二氧化鈦的廢棄物也愈少、污染更低。從海灘沙中提煉二氧化鈦，便須除鐵，並加工處理，原料焦炭，一起進入氯化反應器氯化後，成為粗四氯化鈦，再進至精製設備，成為純四氯化鈦，然後經過氧化處理，再成為二氧化鈦。在氯化過程中，有三種情況有發生污染的可能性：一為氯氣管道外洩；二為氯化鐵廢水處理；三為氯化反應後的廢氣處理。較受爭議的是氯化鐵廢水的處理，可分為三大類，一為深海投棄，二是深井投入法，三為以化學處理，回收氯化鐵。三種方式各有特性，無法斷定優劣，杜邦所採取的是深海投棄法與深井投入法。
- 環保評估根據行政院會議1983年十月決議：「今後政府重大經建計畫、開發觀光資源計畫及民間星建可能污染環境的重大工程時，均應事先作好環境影響評估工作，再行報請核準辦理。」在1985年八月一日經濟部通過杜邦投資案後，環保最高機關環保署環保局要求杜邦提出具體環境影響評估，再由政府作審查通過後，始能開始動工建廠。
- 杜邦V.S.鹿港反對運動杜邦在1985年年底獲准設廠後，隨即積極展開運作，諸如積極洽購彰濱工業區鹿港段，而引起當地居民全面抗議。在1986年三月份鹿港鎮民數萬人聯署陳情，陳情書分送總統府、行政院、立法院、環保署等單位，在此陳情書之後，陸續引發各式各樣的反對運動，阻止杜邦前來鹿港設廠。鹿港居民反對的重心放在杜邦的設廠，將會對當地環境造成極大的污染傷害。鹿港為全省第一個「古蹟保存區」，合計有10.5公頃，實為台灣觀光之重鎮。居民對杜邦的疑慮重重，尤其針對杜邦生產二氧化鈦過程中產生的廢氣與廢水處理更是擔憂。杜邦在計劃中所選定的廢水拋棄地點，一處是離東北海岸約四十三公里、水深270公尺處；另一處是小琉球外海110公里水深2600公尺處。這些地點離岸遠、洋流及、且在深海，雖符合廢水拋海的基本條件，但在美國本土卻已要求杜邦要完全種廢水投海的處理作業，改以陸上回收法。此乃站在保護海洋、防患其位可知的傷害之立場上，杜邦在台灣仍採取拋海法，其心可議。1987年六五日衛生署環保局局長莊進源率團赴美考察，團員包括鹿港鎮長王福入、鎮代表會主席、東海大學環工系教授，為期十五天。返國後所作報告中，對杜邦給予高度評價，甚且認為它可做台灣各工廠的示範。但此考察報告無法說服鹿港居民，反對運動仍然如火如荼繼續進行、聲勢擴大、深植基層。百位鎮民高舉標語布條於街頭遊行，各方人士紛紛組成團體，或由民意代表舉行座談會；台大社團「大學新聞社」學生至鹿港參與活動、發送傳單、作成問卷報告；「反杜邦演講」的舉辦更是受到熱烈回應。九月1日在鹿港舉行座談會，向鎮民解釋二氧化鈦的產銷過程，但鹿港居民堅持到底，座談會草草收場。
- 杜邦撤出
在經過一年多的抗爭後，杜邦於1987年3月12日宣佈自鹿港撤出，此是環保運動的一項勝利，也是國內環境保護史上的一個新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