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護病房外簽下「不急救同意書」的，是一位穿著工廠制服的老人。他沒多說什麼，只反覆確認一件事：
「她會不會痛？」
病床上是陪他走過半生的親人。

而另一位站在一旁翻閱手機的家屬，則顯然是個「知識階層」。當醫師詢問是否要再做一次侵入性治療，他計算著成功率、法律、財務、照顧人力等，卻始終沒有看向那具已難以呼吸的身體。

走出病房時，老人輕聲說了一句：「夠了，讓她走吧。」

那一刻，讓人聯想到一句老話：
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

老話之所以令人感傷，不在於它輕賤讀書，而在於它揭穿了一個更深的事實：
知識，並不必然帶來勇氣；修辭，也未必生成承擔。

「仗義」，往往不需理念的完備，而是無己無私地承當生死。
見過血肉的消逝，觸過臨終的重量，人才知道哪些話不能輕說，哪些承諾不能輕棄。
相反地，若一生只在觀念與立場中往返，死亡被推得太遠，道德便容易成為可以計算的工具，包裝著人們虛妄的我執。

直面生死，從來不是悲觀，不是厭世。它只是迫使人放下僥倖：
當時間有限、此身必壞，還有什麼值得逃避？還有什麼不能誠實？

「生死太學」所開啟的正是這一刻——
當一切光環與身份都將退場，人是否仍能不負所學、不負此生？

因為唯有直面生死，知識才會回到良知，落在修行，
而「讀書人」，才不必成為那句話中，令人唏噓的角色。